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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标题有二十个字，昨晚我们用了三十二块。
唱完歌，脱掉高跟鞋，晚上十一点的东门。我们吃着十七块的烧烤，喝着七块的王老吉。老人隔着路坐在对面一张红色的小塑料凳上，凳很矮，矮到要绕过烧烤档上横尸般放着的食客乱点的鸡翅和肉串才能看到老人的头。灰蓝色长衫卷着袖子，头发很短，吸一口吸了半根的烟。面容萎靡得几乎要把眼耳口鼻捏成一团。
四点钟走过去，蹲着和老人说话。后来说老人看到你的一刹那抬起头让你看到他的惊喜。然后买了他烤炉里最大的两颗地瓜，八块。放在老人两脚间有一个红色的小塑料桶，里面几张残旧的一块钱加起来还不够十块。地瓜拿在手里很烫，如果在最冷的冬天夜里肯定暖透全身。
我们隔着路看老人，他站起来转了一个身，左手肘靠着旁边有个高高的褐色烟囱的铝制烤炉，看着三米外一个用几张桌子拼起来聚集成的大得夸张的人群。那是某个学院组织结束一场活动后的庆功。周末晚上的东门，到处都是这些因为庆功而围在无数张桌子边的人，他们喝啤酒吃烧烤，咽下醮上花生酱的蒸饺，夹起浸在水里早就变软的桂林米粉。他们人很多很多，多得你不愿意考虑一旦少了他们之中任何一个。
老人看了没多久，又回过来重新坐在红色的小塑料凳上。从我们买完地瓜到我们回到烧烤档吃完十七块的烧烤离开，老人没有第二单生意。把烧鸡翅的肉从软骨里撕咬出来的时候，和四点钟成九十度角坐着，我第一次清楚看到红鼻子两边出现了两道湿润着的光。震撼，不知所措。
回来的路上找了个地方坐下吃完地瓜，然后约定每天都要给老人买地瓜。整晚吃下的东西没有撑肚子，做了很多梦。我记得在高中里听过校长在某个星期一的升旗仪式后发言说，我们中国还很穷。